主席。这让他感动：国家大事也请我去协商了！

以前，蒋介石也请他参加国民参政大会。但那时候只是个与会者，现在副主席，不可同日而语的！

1945年那次参政会上，鲁舍把国民党骂得狗血喷头，以至於蒋介石坐不住了，说：“意见可以提，但不要太刻薄！”第二年，当局还是把邀请书和路费寄给他，要他去参政。他怒冲冲地回复道：“无政可参。路费奉还！”

人们在想，脾气大得连蒋介石都怕的这位大作家，此次在新中国的政协会议上会不会也“无政可商”，拂袖而去呢？

当然不会！而且念稿子非常通畅。在国民党参政会上他是没有稿子的，出口成骂。现在适应新风气，发言先备稿子。发言内容绝对合乎主流，没有特sE。举手、鼓掌也都训练有素，合乎规范。

第二天晚上他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国宴。辉煌的场面，雄壮的音乐，珍羞美酒，让鲁舍兴奋得容光焕发。伟大领袖端着酒杯走过来，拍他肩膀说：“很好！很好的嘛！”这让鲁舍更加高兴，连夜写信告诉夫人：谁“拍我肩膀了！”

夫人得信甚喜。回信中引一典故：明徐髯翁受武宗知遇，曾以御手凭其左肩，遂制一龙爪於肩上。与人揖，只下右手。问丈夫，拍他是左肩还是右肩？要不要也制一龙爪缝在衣服肩上？如果拍的是右肩，建议他以後与人握只用左手。

鲁舍回家後答夫人说：拍的是右肩。但学徐髯翁似乎不宜。

1957年“引蛇出洞”的时候，鲁舍蠢蠢yu动。他是有不少话要说的。正准备写大字报的时候，周静农突然上门来，希望鲁舍带头向党提意见。这一劝，倒使鲁舍警觉起来。他是个脑袋灵光的人，从周静农的语气神情中感觉出某种险恶的意味，怀疑是受上级指派来引诱他的。遂将刚刚要出洞的头缩回来。结果只提了一点意见：希望革命家们多多保重身T，不要过劳，云云。

出洞的“蛇”纷纷被打成右派。甚至有的还并没有出洞也被拽出来了。在斗争右派分子大会上，鲁舍和所有群众一道，都表现出对右派的愤恨和对党领导的拥护，口号喊得震天响。

鲁舍做为一个有洞察力的作家，明白这种痛恨和拥护的背後还有复杂的情愫。鲁舍暗里承认他自己也变成了g岸儿上的一只老鼠或麻雀，甚至因此而瞧不起自己来：怎麽一个无畏的文艺战士如今竟变得如此蝟琐了呢？

在长期的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中，鲁舍去尽他原先的思想棱角和语言风格，脑子变得混沌和随俗，而且磨炼出极佳的语言修养：引经据典，马克思怎麽说，列宁怎麽说，怎麽说，第几集第几页；极会缠绕，说过了又绕回来，尽量发挥；最後说得大家既听不懂，又昏昏yu睡。

参加完程俊仁的批判大会，回家靠在躺椅上，不知不觉打了个盹。睡中，批判会的场面和自己的发言重放着。醒来，突然惊奇道：我那说的是什麽呀？我如今怎麽竟变得如此无聊了呢？完全没有我自己的语言，懒婆娘的裹脚布，又臭又长，这还是原先那个锋芒毕露的大作家吗？

被训服十七年了的野X突然苏醒过来，回首道：“我原先的自己，不是被社会风cHa0吃掉了麽，被我自己的人X的弱点吃掉了麽？我从前在中，借一个狂人的口说整部中国历史就两个字：吃人！现在看来，吃人的方式还不只那些，如今我也被吃掉了啊！”

他感到悲哀，也感到愤怒。

这一回首，也无形中触发了厄运。当年最後一期的《自由周刊》虽然被截留和召回，还是有少数几本流落在民间。其中一户人家最近清理杂物，把一麻袋旧书刊卖了。恰好范建平路过看到，便挑选几本买下来。回宿舍，几个同学各取一本看，鲁舍的《文学与革命》被李红遇发现了，惊奇地喊起来：“哟，这儿还有鲁舍写的文章嘛！《文学与革命》？”认真读了一遍，拍案说，“这应该算是大毒草！怎麽先前没拿出来批判呢？”

西柏坡室几个人争着读，都一致认定为大毒草。当即写了大字报揭发批判。